人们通常将法治和德治对立起来，认为法治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德治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

第二，该条第3款同时规定了行政机关应对不予处罚的相对人进行教育，教育是指让相对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改正，若是主观上没有过错，又何来教育的必要？上述矛盾的存在，表明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并没有彻底接纳责任主义。[18] 然而，当前学界对于责任主义的讨论多陷入了一个误区：既有论述主要集中于价值层面讨论责任主义，如有观点基于公民权利保护、人格尊严等理由支持责任主义，[19]亦有观点基于行政效率等理由否定责任主义，[20]这都忽视了责任主义在理论体系构建层面和执法实践层面的作用。

为此，本文就利用北大法宝数据库检索而得的156份裁判文书进行分析。[12]参见张旭东诉嘉善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案，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嘉行终字第13号行政判决书。对甲而言，因不能认定其与众少年构成共同违法，故只能认定其单独殴打他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第1款殴打他人的规定。基于行政处罚的惩戒性，处罚幅度的确定不仅需要考虑违法人造成的损失大小，而且更需要考虑该种行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比如我国《反垄断法》第13条、第14条分别规定了横向垄断协议和纵向垄断协议两种行政违法行为，虽然立法未规定达成垄断协议的条件，但运用基于责任主义的共同违法理论作论理解释可得出：达成垄断协议，主观上要求复数相对人进行意思联络并达成合意，这也是协议本身合意性的体现。

[47]参见翁晓斌：论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第180—189页。共同违法认定标准应采行为共同标准，各行为人在客观违法行为上成立共同，且至少有一方知悉存在其他行为人正在一起促成违法结果的实现。只是，需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才是软法在应然世界具有有效性、具有通过说服产生自我约束力的前提。

但这绝不意味着任何一个软法规则不用具备任何条件就可以被认为是有效的，是有说服约束力的。[22]参见[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而在这一点上，软法规范与道德、习俗等有相通之处，它们之间的不同是在别的方面，因非本文主题，不予展述。[40]下文除非特别指明，法律、实在法、法秩序等都指向传统意义上的、具备强制约束力的规范或规范体系。

实证主义的有效性来源于恰好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在某地发生实效的规范，而不论该规范是否道德上可谴责。这一小步是否存在错谬，其价值和意义有多大，自留待学界评判。

See Stephen Munzer, Legal Validity, Martinus Nijhoff,1972, pp.20-25. [31] Hans Kelson, 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Sta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30. [32] See Hans Kelsen, Pure Theory of Law, translated by Max Kni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pp.33-34. [33][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软法的创设既然是为实现新的公共善、提供新的行为规范，就必须考虑对所指对象的利益的可能影响，就必须通过更多的协商沟通以最大程度上确保各方利益在新的规范中得到体现或平衡。至于为什么法院/法官较为普遍地引用一个规则作为裁判案件直接而唯一的依据就可以使该规则在法律上有效、在法律上有约束力、成为硬法，这就涉及上文提及且学说众多的有效性最终根源的问题。[51]或许，此处所列学者观点只是在争论有效性的来源或依据，而对有效性必然意味着强制约束力、从而可以实现在众多规范之中识别法规范的功能，看上去没有争议。

没有人能够主张，从关于‘某事是什么的陈述中，可以推出关于‘某事应当是什么的陈述。由于软法具有说服的约束力，当行政决定或裁判文书引用软法，但并不以它为作出决定或裁判的直接而唯一的依据，而是在论理中，以它对一个既有的硬法规则进行支持性或补强说明时，该规则仍然属于软法性质，而并不因此转变为硬法。[68]在《依法行政纲要》颁布之前，先听取意见后作决定就已经被法院认为是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目前来看，这主要有以下两种形态： 第一，面向违法但不能苛责的人实施的行政没收。

因此，应当回头从理论上修订行政处罚的判断标准，剔除制裁性要素，添加其他要素（如恢复），[1]从而和目前一样，仍然将行政没收置于《行政处罚法》中予以规范。参见熊樟林编：《中外行政处罚法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35-237页。

[41]叶军：《治安没收的性质及其行政诉讼》，《法学杂志》1992年第5期。王青斌：《行政法中的没收违法所得》，《法学评论》2019年第6期。

注释: [1]参见谭冰霖：《环境行政处罚规制功能之补强》，《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42]参见熊文钊：《现代行政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15页。现阶段，诸如此类的单行法在我国并不多见，且位阶和内容尚无定式，整体上较为混乱。刑罚在于镇压已实施的犯罪，但保安处分却是为了防止将来的其他犯罪。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22年第4期 进入专题： 行政没收 行政处罚 保安处分 。传统理论认为，一旦承认行政没收具有制裁性，就等同于承认行政没收是行政处罚。

其二，是违禁品和危险品。（三）公安机关认为其他应当退还原主的财物。

当然，以预防为目的，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可以随意启动行政保安处分。熊樟林编：《中外行政处罚法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6页。

同时，我们也可以以这两个要件去理解，为什么公安部在《关于没收、处理违反治安管理所得财物和使用工具的暂行规定》中虽然承认了非违法没收，但却豁免了部分违法所得。但是，反过来将所有行政没收都收入《行政处罚法》的处罚种类条款中，同样也不妥当。

[40]行政法上也有人认为：从《行诉法》第11条第（二）项规定列举的行政强制措施看，治安没收与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三种措施有着限制流通、强制保全的共性和类似目的。对于这两个条款，需做如下解释： 第一，在本物没收条款中，既有违法没收，也有非违法没收。比对符合之后的次序判断是违法性判断，即要确定符合法律规范所描述的客观行为，是否侵犯了其所要保护的行政法益。在具体位置上，建议置于第六章行政处罚的执行之后，取名为第七章行政没收。

陈鹏：《界定行政处罚行为的功能性考量路径》，《法学研究》2015年第2期。[56]Vgl. H. Maurer, aaO., S.106 u.120，转引自翁岳生：《不确定法律概念、判断余地与独占事业之认定》，载《法治国家行政法与司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89页。

因此，这三类行政没收当然是具有制裁性的。典型如不满十四周岁的人通过网络裸聊方式获得10万元打赏等等。

[60]城仲模：《奥国行政罚制度析论》，《台大法学论丛》1977年第2期。但是，这些条文并未直接规定非违法没收。

因此，如何选择，其实只是立法政策问题。[64]2017年7月1日，作为近年来刑事没收最大立法动作的德国《刑法财产剥夺改革法案》（Gesetz zur Reform der strafrechtlichen Verm#246;gensabsch#246;pfung），尽管也添加了更多具有保安处分性质的刑事没收，[65]但是，《刑法财产剥夺改革法案》本身并不是法律，而只是改革方案，真正落实这一方案的仍是德国《刑法典》。所谓适用范围，主要是要回答第七章行政没收适用于哪些行政没收？如前所述，我们主张采用合并立法的主流模式。譬如： 第一，为什么可以没收不满14周岁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所得？既然其行为不构成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不能以行政处罚论处，其行为所得也就不是违法所得，理应不能没收。

根据这一定义，制裁的对象是利益，而不是权利。（二）明知该物应当被没收，仍通过买卖、置换等方式故意取得的。

因此，从立法篇幅上来看，同样需要另设专章。[59]奥地利《行政罚法》在总则章第17、18条中专门设置了没收（Forfeiture）单元，与该法第11、12条的自由罚、第13、14条的财产罚、第16条的代替罚一起，共同组成了四种处罚类型。

目前来看，较好的立法策略是为其另设一章，置于现行《行政处罚法》第六章之后，命名为第七章行政没收。对于此类行为，由于不具有有责性，因此不能处以行政处罚责任。

多形式多角度 普及保险常识

促进项目尽快实施 助力雅安发展振兴

市政协领导到龙头山镇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今天中午12点，昭通这些路段恢复通行！

昭通市市场监管局：抓好元旦春节药品安全监管

天全县举办文艺汇演表彰巾帼先进

专偷电瓶车“掏心脏” “瘾君子”快速落法网

1300亿元背后的经济答卷 ——昭通市“十三五”经济发展综述 

昭通工业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昭通11县区市2021年1月这些地方停电！